188体育在线网站middot逐步探索社會組織協商

社會組織具有行業、專業、職業、第三方、靈活、扎根基層等獨特優勢，188体育在线网站是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主體和社會基礎。加強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組織領域的重要體現，188体育在线网站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抉擇，是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戰略取向，承載著社會組織的殷切期冀，對于團結帶領廣大社會組織共同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第一，有利于規范行業秩序，優化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目前，全國依法登記的行業協會商會近7萬個，其中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約800余個。全國有1500多萬家企業，其中世界500強和全國500強企業以及絕大部分規模以上企業基本都是行業協會商會的會員單位，在吸納、動員、整合行業資源方面作用明顯。行業協會商會能夠獲得來自政府和企業兩方面的信息，具有專業、信息、人才、機制等市場資源配置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做企業想要做，但靠單個企業做不到的事；能做市場需要做，卻又無人牽頭去做的事；能做政府想要做，卻無精力去做的事，在單個企業力不能及、市場不能自我調節、政府不宜直接調控的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有效發揮行業協會商會在協商民主方面的作用，有助于加強行業調查統計、制定行規行約、強化行業自律、開展行評行檢、規范市場秩序、促進價格協調、參與市場監管、快速應對國際貿易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第二，有利于公共政策的科學化和有效施行。大多數社會組織在某一方面具有專業性，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把聽取社會組織意見建議納入決策必經程序，集思廣益，堅持求同存異，既反映多數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既聽一致和贊同的意見，也聽反對和批評的聲音，使社會組織的意見和主張在體制內得到充分、順暢表達，有利于增強決策的科學性，有效地避免和減少失誤。同時，建立在相關利益群體協商、妥協與共識基礎上的公共政策更容易為各方所接受，具有更大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實施起來也更加順暢。如果相關利益群體覺得其意見未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再好的政策的實施落實也會受到抵制。

第三，有利于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社會組織植根基層社會，是黨和政府溝通社會、聯系群眾的有效載體和重要渠道。通過社會組織的協商民主建設，一方面可以讓有怨氣、怨言的人們有機會表達不滿情緒，讓想說話、提意見的人們有表達的空間。通過情緒的發泄、情感的撫慰、委屈的訴說，可以全面掌握矛盾的各類信息，幫助當事人消消火降降溫，充當出氣筒的功效，最大限度減緩矛盾的蔓延擴散，社會結構性張力就會逐步消解、式微，起到一種預警系統的作用，從而實現分化社會的有機整合、有機團結。另一方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納、整合、協調、平衡各種利益訴求，為群眾理性有序表達利益訴求、參與社會治理、開展社會協商提供組織化平臺和渠道，讓多元利益矛盾經由溝通而達成共識，經由協商對話得以化解，在政府與當事人之間豎起一道緩沖帶防護欄防浪堤，起到潤滑劑緩沖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政府與當事人的直接對抗，避免因利益沖突升級激化引發群體性事件。實踐表明，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可以更好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從而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

第四，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一體。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關注、關懷環境保護，是社會組織義不容辭的職責。目前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環境保護相關社會組織有6000多個，其中在民政部登記的有36個，在省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300多個，在設區的市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700多個。這些環境保護社會組織在參與水資源保護、濕地保護、珍稀物種保護、野生動植物保護、沙漠化防治、環境污染治理、節能和清潔能源開發利用等方面與黨委、政府、人大及相關利益群體廣泛開展協商，在開展環保科學研究、環保知識宣傳、參與環境監督、倡導公眾綠色消費、推動環境政策制定、促進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是黨和政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助手和參謀。

一是政府與社會組織溝通協商機制初步建立。廣東、上海、北京等經濟發達地區政府在決策中還普遍與社會組織開展協商。比如，上海市規定，黨委、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編制發展規劃、進行重大決策過程中，采取調研、咨詢、聽證等形式，聽取和采納社會組織的意見建議。市政府重要工作會議均邀請15家評估等級為5A的行業協會秘書長列席。廣東規定各級政府建立與社會組織的信息交流制度，頒布公共政策前應廣泛征求社會組織意見，并作為必經程序加以規范。2009年，廣東全省行業協會向各級黨委、人大、政協提出意見、建議1780條，被采納538條。

二是社會組織作為專業性智庫積極參與立法協商和政策制定。社會組織廣泛參與了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和修訂。比如，中華環保聯合會全程參與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并獲得了環保公益訴求主體資格。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促進中心作為起草組主要成員參與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兩次修訂。社會組織廣泛參與有關行業發展規劃、行業標準和行業政策的制定工作，不少行業協會、學會是相關規劃、標準和政策的實際起草者。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承擔了國家裝備制造業產業發展政策和規劃綱要等20多個文件的起草、修訂工作，在國家產業政策制訂中發揮了重要的參謀助手作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的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成為涵蓋我國生產和流通、制造業等領域的重要宏觀經濟監測指標體系之一。

三是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社會協商和社會治理。上海市靜安區建立1+1+X（街道黨委加居委會加社區社會組織）的基層治理模式，在拆遷安置、舊公房加裝電梯等政府頭疼的老大難工作中均由社會組織作為協調方出面做群眾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減少了上訪。北京市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4年辦結3798件法律援助案件，服務農民工5963人次，幫助農民工討薪3808萬元，被服務的農民工無人繼續上訪。銅陵市企業家聯合會與市人社局、總工會建立三方勞資協調機制，維護了勞資關系的和諧。鄭州市出租車行業協會在的哥集體罷工過程中主動參與政府與的哥的協商，既維護了會員權益，又化解了矛盾，幫助政府解決了問題。和諧貴陽促進會動員民營企業家、宗教團體負責人、民主黨派人士參與社會矛盾化解，共籌資6780萬元，成功化解歷史遺留和突出社會矛盾194個，惠及群眾1.7萬人，對社會矛盾調處機制由一元向多元、由剛性向柔性轉變進行了有益探索。

四是社會組織參政議政渠道得到拓寬。近年來，上海、廣東、云南、安徽、福建、湖南等省（直轄市）黨委政府先后出臺了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的綜合性文件，普遍要求增加社會組織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比例，廣東還要求市（縣）兩級探索在政協中設立社會組織界別。比如，廣東210家全省性行業協會的會長、秘書長中，有1名全國人大代表、2名省人大代表、19名省政協委員。上海市2011年區（縣）換屆中有社會組織負責人有723人擔任兩代表一委員，其中78名社會組織專職人員均由民政部門推薦。

五是社會組織普遍開展會員間和行業內部民主協商。社會組織覆蓋各行業、聯系各方面會員，加強內部協商，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僅可以協調內部關系，培育協商文化，提高法人治理水平，還可加強行業自律，規范市場秩序。廣東省食品行業協會聯合省醫藥行業協會出臺《廣東省食品藥品行業自律管理標準》和《廣東省食品藥品行業社會責任標準》，有效解決了當地食品藥品行業自律規范缺失的問題。安徽省飼料工業協會發起飼料企業質量安全倡議活動，有效地遏制了在飼料中非法添加有害物質的行為。

二是社會組織缺少參與協商的制度化渠道，各級黨代會、人大、政協中社會組織代表比例偏低，且往往以企業家或其他行業精英的身份，而不是以社會組織身份參政議政，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還未普遍建立與社會組織的對口協商機制，往往出現社會組織反映意見都找不到地方的現象。

三是社會組織參與協商的面比較窄，主要限于行業協會參與行業政策的協商，公益性組織代表困難群體的協商作用得不到發揮，社會組織參與協商的形式往往限于征求意見，許多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訂、發展規劃的制定、重大項目的決策、重要資源的分配、重大決策的出臺往往繞過社會組織，未能實現協商于決策前和決策過程中。

四是協商主體不平等，政府部門往往把社會組織看作管理對象，往往出現想協商就協商，不想協商就不協商領導認識誰就找誰協商，不認識就不找來協商喜歡誰就找誰來協商，不喜歡誰就不找來協商的隨意作為。征求意見往往走過場，社會組織提了建議也沒有反饋，協商結果的應用沒有制度化的約束手段。

五是部分社會組織政社不分，代表性和公信力不足。不少社會組織缺乏職業化領軍人才，參與協商民主的意識和能力不足。有的社會組織在經費籌措、資源整合、宣傳溝通、組織協調和內部治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有效整合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

基于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方面的潛力以及當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迫切需要加強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根據社會組織自身特點和優勢，我們認為，社會組織可以在下列領域的協商民主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社會協商。必須轉變社會治理中的單靠政府部門單打獨斗包打天下的傳統模式，發揮社會組織作為重要社會治理主體的積極作用，推動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應當積極培育發展社會治理類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反映群眾利益訴求、引導群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團結凝聚各方面群眾的重要載體作用。政府主動讓渡空間，切實使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協商主體，讓人民群眾依法通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

二是行政協商。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推動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良性互動的協作關系。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信息溝通交流機制，保障社會組織的知情權。各級政府及其部門的涉及行業發展、民生保障、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重要決策應當通過調研、座談、聽證、論證、咨詢、公示，與有關社會組織充分協商。發揮社會組織作為獨立第三方的優勢，委托社會組織評估政策實施效果、評估預算決算執行效果、評估政府績效。保障社會組織全程參與決策的形成、執行和實施效果評估。

三是立法協商和決策協商。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的制定修訂，發展規劃的制定，行業標準和評估標準的制定，重大產業政策或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人民群眾切實利益的重大項目論證、重要資源分配、重要價格調整列入社會組織參與的協商事項范圍。有序發展民間智庫性質的社會組織，支持學會、研究會以及民辦社科研究機構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積極建言獻策，發揮其參與協商民主建設的積極作用。

四是行業協商和群體協商。既要發揮行業協會商會在加強行業自律、規范企業行為方面的作用，也要加強行業協會商會之間的協商以維護市場秩序，改善宏觀調控。既要發揮職業類、聯誼類等代表特定社會群體的社會組織在維護會員利益、反映相關群體訴求方面的作用，也要加強此類組織之間、此類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協商，促進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

五是社會組織內部協商。在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層面開展社會組織內部的治理協商，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社會組織的代表性，提高社會組織的公信力。以社會組織為平臺，開展會員間的協商，組織會員就組織自律、行業發展、會員間利益協調進行協商，收集會員意見建議，凝聚會員共識，發揮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

六是全球治理。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下，氣候問題、環境問題、災害問題、人口問題、貧困問題已成為世界性難題，單獨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無力應對。在國際事務處理、全球性問題應對、國際規則協商過程中，社會組織均具有較大的話語權，聯合國和國際組織均重視社會組織的協商地位。目前，獲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的社會組織有4000余家，而我國（含港、澳、臺）僅有51家，與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因此，必須大力培育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協商能力的社會組織，在國際舞臺上代表中國參與非政府間的各類協商對話，提升中國軟實力。

一是提高對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建設方面地位作用的認識。社會組織植根人民群眾，是不同階層、不同方面人民群眾自愿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新型組織載體，在動員組織群眾、維護群眾權益、反映群眾訴求、規范群眾行為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新時期黨和政府密切聯系群眾、廣泛團結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重要橋梁紐帶。必須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高度，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方面的積極作用。

二是拓寬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渠道。各級黨代會、人代會擴大社會組織代表的比例數量，各級政協會議設立社會組織界別，鼓勵社會組織積極參政議政，合理表達利益訴求，依法有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建議由民政部門負責社會組織代表、委員人選的推薦工作。

三是推進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盡快啟動社會組織法立法工作。同時，在修訂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過程中應當明確社會組織參與相關事務的權利義務，以立法形式保障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主體地位。各級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各級人大、政協應當設立社會組織聯絡員，建立與社會組織的定期對話、專題協商、意見反饋制度，形成約束性、剛性的制度。

四是推進社會組織協商主體建設。推進政社分開，保障社會組織的獨立法人地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承擔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建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制度。加強社會組織自身建設，完善社會組織法人治理，加大信息公開力度，提高社會組織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建立一支以領軍人才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專職人才隊伍，切實提高社會組織參與協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推進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開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將居住小區業主委員會納入社會組織法人登記范圍，維護居民合法權益，促進社區和諧穩定。探索放寬民辦社科研究機構的登記，引導其發揮積極作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智庫。

五是把握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的工作重點和步驟。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突出重點、穩步推進。當前，可圍繞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選擇組織化程度較高、代表性較強的行業協會、聯合型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作為協商主體。同時，重點培育公益慈善類和社會治理類社會組織，發揮其在反映群眾利益訴求、引導群眾有序參與社會事務管理、培育協商理性表達、尋求共識的協商政治文化方面的積極作用。